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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的电力发展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的电力发展研究

转自 2016-08-01 欧阳昌裕 能源研究俱乐部

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新时期,电力发展业已进入以绿色化、智能化为主要技术特征的新时代,主要特点表现为用电“增速换挡”、电力“结构升级”和发展“动力转换”,需要顺势而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导新常态,加快推进电力生产与消费革命。

 

正确认识经济新常态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以来,“新常态”已经成为中国最新、最高频的“热词”。

近年来,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习总书记在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高度概括为九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消费需求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二是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三是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四是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五是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六是从市场竞争特点看,从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七是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八是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九是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上述九个方面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其主要特点就正如习总书记出席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三个方面:一是“速度变化”,即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二是“结构优化”,即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动力转换”,即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认识新常态,就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适应新常态,就是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坚持发展、主动作为,做到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引导新常态,就是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经济新常态下的电力工业发展,与各行各业一样,需要正确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顺应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态势,加快推动电力市场与消费革命。与经济新常态一样,未来电力发展的主要特点同样可以概括为“增速换挡”、“结构升级”和“动力转换”。

 

准确把握未来电力发展

的绿色化和智能化技术特征

 

电的转换和使用效率比直接利用一次能源更高。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而就创造经济价值而言,煤炭的最佳消费方式是转化为电力,而且绝大部分非化石能源需要转换为电能加以利用,所以,提高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更有利于提效、节能和减排,更有利于有效降低能源消费总量,这些都充分说明能源发展以电力为中心日益突显。国内有关研究机构的研究表明,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可下降4%。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又是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国家现代化首先是国家电气化。我国电力行业发展相应进入了以安全、经济、绿色、和谐为价值特征,以绿色化和智能化为技术特征的2.0时代,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电力结构绿色转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逐年提高,2013年占比接近三分之一,2020年有望达到40%左右,未来电源结构将逐步实现从煤电为主向非化石能源发电为主的转换,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超过60%。

二是电力空间布局调整加快。布局调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最近几年在加速。常规水电转移到西南、西北水电基地,燃煤电厂加快向西部、北部煤炭基地转移,核电将从沿海向内陆辐射,西电东送等跨区跨省送电通道能力加快提升。西部地区发电装机占全国的比重从2000年的24.5%提升到2013年的33.5%,提高了9个百分点,而相应的全社会用电比重从2000年的21.1%提升到25.5%,仅提高了4.4个百分点。

三是电力发展形态调整加快。一方面传统能源发电继续延续大型化、基地化、跨区输送的路径发展,呈现出“大”的是好的属性。另一方面也相继出现了分散化、小型化、分布式发展的新形态,除小水电、接入配电网的新能源发电、综合资源利用发电和小型煤层气发电外,将大量出现分布式太阳能发电、基于天然气的分布式能源系统、智能微网、智能家庭能源系统、电动汽车以及小微型储能装置等新形态,这些新形态尽管价格相对较高、需要国家财政补贴,但与自身大型化发展相比具有比较优势,表现出“小”的是美的属性。未来“大的”数量少但规模大,“小的”数量巨大但规模小,更多是双向流动,对电力系统影响大,客观上需要智能电网来支撑大规模发展。

四是电力系统与用户、社会互动加深,新型商业模式加快出现。用户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需求逐渐显现。从电力系统到用户的传统单向流动加快转变为双向乃至多向流动,新型商业模式创新加快。

要实现电力行业安全、经济、绿色、和谐发展,客观上需要加快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能电网,通俗理解,就是把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等新型先进技术和新材料技术、新型储能技术,与现有电力系统持续全面深度融合,进行智能化升级换代,从而逐步形成全新的电力系统,实现电力行业更安全、更经济、更绿色和更和谐发展。

 

增速换挡:全社会用电

进入中速增长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步入工业化中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动全社会用电相应高速增长。尽管2008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在本世纪前10年,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保持年均增长10.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分别为23.0%、14.9%和20.2%,带动能源消费和电力消费即全社会用电量高速增长,年均增速高达8.4%和12.0%。前10年经济发展取得持续高速增长的瞩目成就,主要受益于我国巨大的人口红利、高储蓄高投资增长率和进出口贸易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的系统性稳定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伤害,一是高信贷与货币投放的膨胀加剧;二是国民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失衡日益加剧,经济、金融和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上升,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广大民众没有真正享受到更多的改革发展成果,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失衡,城乡和地区结构不平衡加剧;三是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环境恶化、灾害频发等问题。很显然,这种经济旧常态本身有着向新常态过渡的内在要求,表现出明显的经济、能源消费和电力消费难以继续维持高速增长态势,2011年三者依次增长9.3%、7.1%和12.0%,2012年依次增长7.7%、4.0%和5.6%,2013年依次增长7.7%、3.7%和7.6%。

未来经济发展速度主要取决于经济潜在增长率,实际在围绕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潜在增长率可以理解为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主要受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技术生产率三大因素和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经济再平衡等国际因素影响,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换挡”到中高速增长周期。从劳动投入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首次出现绝对下降并将延续下降态势,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从资本投入看,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因人口负担轻而能维持高储蓄率-高投资的态势难以持续,今后将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生产率看,技术进步是非常缓慢的过程,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短时间大幅提高。以互(物)联网技术与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日趋深度融合为基础,以分布式能源、大规模定制和个性化制造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或四)次工业革命,既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分布式能源发展,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又能够采用诸如3D打印技术等基于物联网的数字智能技术,企业只提供数字化模型,用户和代理商可用3D打印机通过利用各种材料和采用叠加工艺等,将产品“打印”出来,过程无需人工参与,所需原料远低于传统生产方式,能源消耗也远远低于传统方式;还能够采用工业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等,使制造业对工人的依存度大幅下降,劳动力成本也会随之大幅度降低,制造业不再与工厂、工人密不可分,使得国际分工不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即便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能向资本密集型转化,进而使新兴市场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趋于消失,不仅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空心化,而且会反过来让缺乏自主创新和创意的新兴市场制造业空心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最终影响世界各国在全球工业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和现实利益,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产业版图可能因此发生巨变,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很有可能在制造业中再度领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制造业则可能因不能顺势而为而失去优势。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世界发达经济体认识到长期“外包”政策和国内产业空心化带来的全球经济失衡的重大影响,力求“重新回归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矫正全球经济失衡。例如,美国通过调节税收政策来降低制造业的税收负担,以提高制造业吸引资本和投资能力。美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核心在高端制造,着力纳米技术、高端电池、新能源与新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推动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的集群发展,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制造业回归将促进新一轮全球供应链及国际分工体系再重组,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经济再平衡,意味着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将减弱。

电力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全国用电需求增速也相应进入“换挡期”,即从过去高速甚至两位数增长进入4%~6%的中速增长周期,更长远看还会进入中低速乃至低速增长期。“十二五”前三年,用电年均增长8.4%左右,2014年用电预计增长3.8%左右,2015年预计增长4.5%~5.5%。“十三五”用电年均增长在4%~6%间中速增长。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仍然是全国用电负荷中心,但用电增速和占全国的比重将逐步下降;西部地区经过大开发的5年培育期,2005年后用电增速开始发力,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用电增长的领头羊和火车头。从用电结构看,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电可能中高速增长,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稳步提升;第二产业用电增速回落,其中高耗能行业继续中低速增长,而新兴战略性产业用电保持中速增长。2020~2030年期间,全社会用电再次换挡到2%~4%的中低速周期,东部地区用电低速增长,而西部地区用电中速增长。全国全社会用电在2030年左右基本达到饱和,开始进入2%以下的低速增长周期。

 

结构升级:坚持节约优先,

推进电力消费革命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电力消费革命事关生产方式革命和生活方式革命,核心是坚持和有效落实节约优先,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主要发挥电价调节引导作用,建设节约文化,做到节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现存量减量化、增量高效化和节约生活化。坚持节约优先,需要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科学使用能源资源,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一是加快推进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把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的主要任务,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现代农业化同步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加快发展现代信息产业体系,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推动大中小微企业协调发展,提高度电产值或提高电能产出效益。

二是加快实施以终端节能为重点的节能优先战略。要遵循科学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经济增长对能源投入的过度依赖,限制不合理的电能消费需求,倡导理性消费、节约消费、适度消费,以更集约高效的能源利用方式实现更高的能源经济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进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三是加快实施提高电气化水平的终端能源替代战略。我国常规能源资源以煤为主,油气资源不足,油气供应对外依存度高,决定了我国油气占终端能源消的比重难以大幅度提升,以电气化水平提高和电能替代为主要方向推进终端能源替代更符合我国国情,并有利于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随着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不断增长,中东部地区大气环境面临更加严峻挑战,推进“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煤从空中来”,对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四是加快实施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绿色交通战略。积极开发、推广和使用电动汽车等绿色交通工具是现代化交通发展的方向,也是促进节能减排的客观需要和重要内容。电动汽车的发展对推动交通领域的能源消费转型、优化能源消费方式与结构、缓解能源供应压力、改善人口密集地区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五是加快制定落实节能优先的保障措施。一要完善节能、节电相关法律法规和经济激励政策,改革完善能源电力价格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引导作用;二要结合国情和结构调整要求,实事求是提高能效标准,特别是提高高耗能行业能效标准;三要全面推行能效审计监督,提高审计监督效能;四要提高节电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节能技术研发、示范和推广,在能源密集行业普及高效节能装备,力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面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电力需求侧管理等市场化节能新机制,推进节能服务产业化发展;五要实施能效标准、标识和节能产品认证制度;六要加强舆论宣传,普及节能知识,开展全民节能节电行动;七要结合新城镇建设,提高新城镇能效标准示范水平。

 

结构升级: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

着力提供用得起的安全绿色电能

 

随着绿色化转型、空间布局以及发展形态的加快调整,我国已经进入电力价格上涨长周期,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下电价承受力仍然较低存在较大反差。未来电力发展,要继续坚持立足国内、多元经济、绿色智能原则,构建电力多元化供应体系,正确处理好电力安全、绿色转型与经济社会可承受、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相对较低的电力成本安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电力有效需求。重点要规划和正确处理好非化石能源发电与化石能源发电关系,稳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有效控制发展成本,着力提供用得起的安全绿色电能,促进提升国内经济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

一是正确处理好非化石能源发电与化石能源发电关系,稳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加快绿色化转型是大势所趋,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是大势所趋。国务院已经提出2020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的能源结构调整目标,2014年11月中美共同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我国又提出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提高至20%左右。只有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发电,才能实现上述能源结构调整目标,除此之外,绝无他法。需要指出的是,非化石能源发电特别是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受投资大和发电利用小时影响,上网电价相对较高,除水电和核电外,在较长时期内,都需要国家给予财政补贴才能生存和发展,加上要满足风电和光伏发电等大规模稳定运行、需要大规模增加调峰电源或现有传统发电电源为此调峰,这些都要相应推高全社会电价水平。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越高,特别是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比重越高,对电力系统造成的总发电成本和总电网成本就越大,相应的全社会电价水平就越高,需要国家财政补贴的额度就越大。进言之,如果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比重急速提高,需要国家财政补贴额度也将急速提高,全社会电价水平也将急速攀升,将可能对国家财政补贴能力、国内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民生保障、社会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无论是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还是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都应该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补贴的可承受能力,规划中应该作电价测算和可承受能力评估,在可承受范围内稳步提高,从而促进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调整和社会发展进步。

二是正确处理好非化石能源发电内部结构品种优化配置关系,优先开发水电和安全高效发展核电,有序发展新能源发电。非化石能源发电品种较多,既包括常规发电品种的水电和核电,又包括新能源发电的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在规划中优化提出合理的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的基础上,就需要进一步优化配置各类品种,最终确定合理的非化石能源发电结构,既能实现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的电源结构目标,又能实现较好的经济性和安全性,如较低的发电成本、上网电价和全社会电价水平等,真正做到提供用得起的安全绿色电能。

在非化石能源发电品种中,水电和核电属于发电成本和上网电价相对(新能源发电)较低的品种,普遍低于风电,远低于太阳能发电。更为重要的是,水电和核电不仅具有相对较好的电能品质(如绿色低碳),还具有相对较好的电力容量品质,如100万千瓦的水电或核电能够具有90万千瓦左右的容量效用,或者说100万千瓦水电或核电可以满足90万千瓦左右持续用电负荷需要。相对而言,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同样具有较好的电能品质,但发电成本和上网电价高,需要国家财政补贴才能生存。更不容忽视的是,由于风电和光伏发电出力具有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特征,使其电力容量品质极差,如100万千瓦风电只能具有0~10万千瓦的容量效用,或者说100万千瓦风电仅能满足0~10万千瓦持续用电负荷需要(理论上讲,跨省跨区域分散布局的风电,联合运行可适当提高容量效用),光伏发电比风电的电力容量品质可能稍好些。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水电和核电的90万千瓦容量效用,还是风电的0~10万千瓦容量效用,并不十分准确,需要进行科学分析测算,但两者对比的数量级不会有根本性变化。所以,即使是未来风电和光伏发电的上网电价能够下降到与水电和核电大致相当的水平,因为两类发电的电力容量品质存在较大差距,优先发展水电和核电也理应是优化非化石能源发电结构的不二选择,即在同等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条件下,重点规划发展好水电和核电,能够相应降低全社会电价水平和减少国家补贴额,更有利于顺应经济新常态;或者,在经济社会同等可承受能力下,重点规划发展好水电和核电,能够进一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当然,两者并非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关系,在实际规划实践和布局建设中,两者都需要规划建设,只不过在外部条件约束下应尽最大可能开发布局水电和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应该放到第二位,特别是在未来十年内更是如此。当前和“十三五”期间,要坚持优先开发水电和安全高效发展核电,重点规划发展好水电和核电。

优先开发水电。水电是技术成熟、出力相对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在可靠性、经济性和灵活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需要放在优先开发的战略位置。水电要坚持绿色和谐开发,以大型基地为重点,大中小相结合,推进流域梯级综合开发;重视水电消纳市场研究,扩大水电资源配置范围;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发展,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经济性和灵活性,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合理消纳。全国常规水电装机规划2020年达到3.6亿千瓦左右、开发程度67%,2030年达到4.5亿~5.0亿千瓦左右、开发程度超过80%,除西藏外,全国水电基本开发完毕。抽水蓄能装机规划2020、2030和2050年分别达到6000万千瓦、1.5亿千瓦和3亿千瓦。水电开发要着力解决统一认识难、统筹协调难、前期核准难、成本控制难、移民安置难等“五难”问题:一要建议组建国家级水电开发委员会(可以考虑现有国务院三峡建设办公室职能转为承担该职责),加强统一规划和统筹协调管理力度,在2015年完成西南水电合理开发时序规划研究。二要完善项目前期管理,争取尽早颁布水电开发前期管理条例,尽快批复《怒江流域综合规划》和《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尽快确定乌东德、白鹤滩电站送电方向和开发时序,尽快确定龙盘电站坝址方案。三要创新移民安置管理,尽早制定出台移民安置管理办法,增加移民安置方式,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四要建立水电开发环境影响全过程管理机制,加强投运后的环境实际影响监管,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五要促进更大范围消纳水电,推广水电丰枯电价、峰谷电价。六要建议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加强水电开发相关知识普及和宣传,并进行绩效考核。

安全高效发展核电。核电是安全可控、绿色低碳、经济高效的能源。核电发展要高度重视核电安全,强化核安全文化理念;坚持以我为主,明晰技术发展路线;统一技术标准体系,加快实现核电设备制造国产化;理顺核电发展体制,加快推进市场化、专业化进程;建立立足国内、面向国际的核燃料循环体系。要着力提高核电比重,尽快核准建设东部沿海核电项目,稳步推进中部地区布局建设,加大开工投产规模,2020年应努力超额完成国家规划发电装机5800万千瓦目标、争取达到7000万千瓦,2030年达到2.0亿千瓦左右,实行大型化和小型化并举。安全高效发展核电需要解决好,一要加强核电安全的宣传教育,消除社会核安全恐惧心理,提高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和对核电发展的认同度。二要理顺政府管理体制,明晰核电发展战略,统筹做好核电发展规划。三要加快修订出台《核电管理条例》,加快制定《原子能法》和《核安全法》,健全核安全政策、法规与制度体系。四要统一技术路线,加快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统一技术标准体系。五要健全国内核电工业体系,从顶层重新设计,加快核电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安全唯一化、投资多元化、运营专业化、技术设计集团化、制造市场化、施工社会化、核燃料循环一体化等。六要加快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提高自主化、本地化程度,提高成套设备设计制造能力。七要加快核电专业人员培养。

积极有序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坚持分散和集中开发相结合,切实提高发展质量,在国家财政能支撑、社会电价能承受、电力系统能消纳、发电成本能下降和装备技术能自主的条件下,根据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目标和水电、核电开发规模,合理确定开发总量,稳步提高开发利用程度;加快提高技术和装备水平,力争到2020年我国风电产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20年我国太阳能发电产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30年力争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当前和“十三五”期间,应优先在中东部地区分散布局,因为分散布局开发能够有效减少国家财政补贴额,能够就近消纳不弃风、不弃光,能够有效减少电网投资和同步投产;大型新能源基地建设要以清晰明确的基地外送通道项目和消纳市场为前提,加快建设“三北”基地外送通道、解决好弃风弃光问题;合理布局建设调峰调频电源,研究应用储能技术。全国新能源发电装机规划2020年达到2.8亿千瓦,2030年达到6.7亿千瓦,2050年达到13.3亿千瓦。新能源发电要着力解决缺乏清晰战略目标及发展路径、缺乏统筹规划、缺乏项目统筹核准机制和法律法规政策有待完善、基础工作有待加强、设备性能和建设运行水平有待提高等“三缺乏三有待”问题,贯彻落实《可再生能源法》,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一是明确国家能源等主管部门、发电企业、电网企业、设备制造企业和行业协会责任,转变发展方式。从单纯追求“装机增长速度”向追求“质量与速度并重”转变,从单纯追求“集中大规模开发”向“分散与集中、大中小相结合”方向转变。发展目标要与国家财政补贴能力、全社会电价承受能力和电力系统消纳能力等相平衡。二是加强新能源发电科学统一规划,实现中央与地方的新能源发电规划、新能源发电规划与消纳市场、新能源发电规划与电网规划以及新能源发电规划与其他电源规划相协调。三是强化规划执行刚性,简化项目核准程序。全面推行新能源发电规划内项目公开招标制,通过市场机制选择投资主体。建立新能源发电项目和配套电网、调峰调频项目同步审批的联席会议制度。建立项目审批与电价补贴资金挂钩制度。四是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尽早制定实施新能源发电辅助服务补偿和考核管理办法,制定合理的新能源发电送出工程电价政策,出台科学可行的调峰电源电价政策。出台简便易行的分布式电源并网管理办法。五是加强产业发展的基础工作。尽早摸清家底;加强新能源发电的运行管理;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标准体系;明确统计标准,加大统计力度。六是加快推进新能源发电产业技术升级。七是高度重视生态环保问题。

在太阳能辐照量较高的北方地区,还要注意优化太阳能发电结构,高度重视集中式和分布式光热发电的自主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工程试验示范,积极发展光热发电。相对光热发电而言,光伏发电技术较为成熟,上网电价也较低,但是出力具有随机性、波动性、间歇性特征,难以存储,电力系统消纳较为困难,没有商业化的储能设施相配套,难以成为主力能源。光热发电则通过成本相对低廉的储热装置,既可以承担基荷,也具备较为灵活的调峰能力,可作为未来电力系统的主力电源。所以,在具备建设条件的前提下,只要光热发电的上网电价不高出光伏发电0.1~0.2元/千瓦时(初估值,经过科学计算可找到准确值),就应该优先发展光热发电而不是光伏发电,因为这种配置方式能够做到全社会电价水平较低。特别是发展以光热发电为主的分布式能源系统,能够较好地解决大电网难以覆盖的偏远地区的能源供应难题,包括户户通电问题。

三是正确处理好化石能源发电结构品种优化配置关系,优化清洁发展煤电,高效发展天然气发电。煤电仍将是我国的基础电源。目前,美国发电用煤占煤炭消费的比重超过90%,世界平均水平为65%。要着力提高电煤占煤炭消费的比重,加快散烧直燃煤转化为发电,在当前电煤占煤炭消费比例在50%左右的情况下,到2020年提高到60%,最终达到75%左右。煤电开发要优化煤电布局,在高度重视水资源制约及生态环境保护基础上,提高煤电大基地大通道建设程度,结合14个大型煤炭基地建设重点规划好9个大型煤电基地,实现输煤输电并举。严格控制东部地区新建纯凝燃煤机组,鼓励发展热电联产。加快现有机组节能减排改造,因地制宜改造、关停淘汰煤耗高、污染重的小火电。提高煤电能效和排放准入标准,近中期重点放在分散直接燃烧煤炭整治上即“以电代煤”,通过推动工业锅炉电气化、餐饮服务电气化以及居民生活电气化,将工业锅炉、工业煤窑炉、居民取暖厨炊等用煤改为用电,大幅减少直燃煤造成的污染排放;未来环保技术成熟后,推行近零排放。全国煤电装机规划2020年达到11亿千瓦、新增中煤电基地占55%,2030年达到13.5亿千瓦、新增主要在煤电基地,2050年下降到12亿千瓦。

高效发展天然气发电。天然气是清洁的化石能源,未来主要依靠进口增加供应,天然气发电成本远高于水电、核电和燃煤发电。发展规模要与各省市财政补贴能力直接挂钩,加快制定全国统一的天然气发电价格补贴政策,由各地结合实际贯彻执行。发展形态上,应以分布式为主、以提高能效和经济性,有序发展大型的调峰机组,原则上不再新建大型天然气纯发电项目。全国天然气发电装机规划2020年1.0亿千瓦,其中分布式4000万千瓦;2030年装机2.0亿千瓦,其中分布式1.2亿千瓦;2050年装机3.0亿千瓦,其中分布式2.0亿千瓦。要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天然气发电价格补贴政策,加快制定天然气分布式发电管理办法和技术标准,充分发挥天然气发电的调峰优势,以解决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发电成本高和分布式发电发展滞后等问题。

坚强电网是提供用得起的安全绿色电能的重要平台。要按照结构合理、标准统一、安全经济、绿色智能的原则建设坚强电网,加快建设坚强的跨区跨国骨干网架,促进大型能源基地集约化开发和高效利用,实现更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优化配电网结构,大幅度提高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加快推进智能电网建设,为大型能源基地的集约化开发与能源外送,分布式电源、智能家电、电动汽车的广泛应用,以及智能楼宇、智能社区、智能城市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

 

动力转换:从主要由需求要素驱动转变为

科技体制机制创新驱动

 

创新是实现电力工业科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经济旧常态下,电力发展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方式来满足全国高速用电需求。进入经济新常态,全社会用电需求进入中速增长周期,电力发展的主要任务转换为通过内涵式即主要通过提高质量和科技含量来满足全国用电需求,提高发展质量和经济性。

一是加快推进电力科技创新。坚持自主创新、重点突破、超前部署、产业带动的原则,不断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完善科技创新机制,加强创新队伍建设,形成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突破制约创新活力的各种束缚,围绕绿色化和智能化发展方向,统筹推进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实现电力产业的技术提升和跨越式发展。到2020年,我国发电技术整体接近和部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发达国家同步。特高压、大电网和自动化等电网技术保持国际领先水平,引领世界智能电网技术发展方向。到2030年,我国发电技术整体位于世界先进水平,部分技术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电网技术继续保持整体引领世界发展地位。到2050年,我国成为世界领先的电力科技强国和世界主要先进电力装备制造供应基地。

二是加快完善政府电力宏观调控机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能源电力主管部门是电力主管部门,也是电力调控的责任主体。要着重从健全电力产业政策、加强统一规划、改革项目核准审批制度等方面,紧紧围绕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来加快完善电力调控机制:一要着力从完善规划研究支撑体系、规范规划工作流程、健全规划协调机制和刚性实施机制、建立规划后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加强电力统一规划。二要改革电力项目前期工作方式和审批核准制度,推行规划指导下的电力项目招标备案制,创造条件推动电源项目前期工作市场化。三要重点围绕新能源发展、扶持科技创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健全电力产业政策,弥补市场缺陷,有效配置资源。

三是加快推进电价改革。电价机制改革是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核心与关键环节,要加快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电价的机制改革。一要加快建立实行独立透明的输配电价制度。以深圳市电网输配电价改革试点为开端,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方法测算制定独立、明晰的电网输配电价,分电压等级公布输配电价。二要加快建立发电两部制上网电价机制。发电容量电价加快从政府核定过渡到通过电源公开市场招标竞争形成,电量电价主要通过发电商与售电波音bbin(用户)竞争谈判或电力市场公开竞争形成;三要加快建立售电价格市场竞争形成和与发电价格联动的机制;四要建立电力系统辅助服务费用制度,建立电力交易服务平衡账户;五要全面推行分时电价,促进智能电网发展,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大规模发展;六要建立规范、透明的电价管理制度。

四是科学构建全国统一开放、有效竞争的电力市场体系。科学界定电力商品属性,坚持“放开两头、监管中间”原则,构建中国特色的统一开放、有效竞争的电力市场体系。一要改革电网波音bbin赢利模式。建立成本约束机制,转变监管模式,对电网企业监管由现行核定购电售电两头价格、电网企业获得差价收入的间接监管,改变为以电网资产为基础对输配电收入、成本和价格全方位直接监管,确保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对所有市场主体无歧视服务,有偿承担政府委托业务。二要稳步推进售电竞争,落实用户选择权。按照试点先行原则,先全面推行大用户直购电,再推广到中用户直购电,最终全面放开售电竞争。稳妥推行售电主体多元化、社会化,预防售电竞争中的再垄断。三要推行调度和交易分离。调度作为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电力系统安全运行,具体执行落实交易机构制定的交易计划安排。改革省级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发电生产计划的行政管理方式,交易机构独立负责电力市场交易计划安排。四要加快完善政府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全过程、全方位、全透明的电力市场监管。五要积极探索电力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稳步推进电力企业整体上市,实现电力资产证券化、混合所有制化。通过证券市场,促进电力市场主体经营管理活动的规范化和公开化、透明化。(原载2015年第7期《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

 

经济新常态下的电力发展研究

2016-08-01 欧阳昌裕 能源研究俱乐部

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新时期,电力发展业已进入以绿色化、智能化为主要技术特征的新时代,主要特点表现为用电“增速换挡”、电力“结构升级”和发展“动力转换”,需要顺势而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导新常态,加快推进电力生产与消费革命。

 

正确认识经济新常态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以来,“新常态”已经成为中国最新、最高频的“热词”。

近年来,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习总书记在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高度概括为九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消费需求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二是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三是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四是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五是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六是从市场竞争特点看,从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七是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八是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九是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上述九个方面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其主要特点就正如习总书记出席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三个方面:一是“速度变化”,即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二是“结构优化”,即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动力转换”,即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认识新常态,就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适应新常态,就是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坚持发展、主动作为,做到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引导新常态,就是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经济新常态下的电力工业发展,与各行各业一样,需要正确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顺应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态势,加快推动电力市场与消费革命。与经济新常态一样,未来电力发展的主要特点同样可以概括为“增速换挡”、“结构升级”和“动力转换”。

 

准确把握未来电力发展

的绿色化和智能化技术特征

 

电的转换和使用效率比直接利用一次能源更高。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而就创造经济价值而言,煤炭的最佳消费方式是转化为电力,而且绝大部分非化石能源需要转换为电能加以利用,所以,提高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更有利于提效、节能和减排,更有利于有效降低能源消费总量,这些都充分说明能源发展以电力为中心日益突显。国内有关研究机构的研究表明,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可下降4%。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又是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国家现代化首先是国家电气化。我国电力行业发展相应进入了以安全、经济、绿色、和谐为价值特征,以绿色化和智能化为技术特征的2.0时代,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电力结构绿色转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逐年提高,2013年占比接近三分之一,2020年有望达到40%左右,未来电源结构将逐步实现从煤电为主向非化石能源发电为主的转换,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超过60%。

二是电力空间布局调整加快。布局调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最近几年在加速。常规水电转移到西南、西北水电基地,燃煤电厂加快向西部、北部煤炭基地转移,核电将从沿海向内陆辐射,西电东送等跨区跨省送电通道能力加快提升。西部地区发电装机占全国的比重从2000年的24.5%提升到2013年的33.5%,提高了9个百分点,而相应的全社会用电比重从2000年的21.1%提升到25.5%,仅提高了4.4个百分点。

三是电力发展形态调整加快。一方面传统能源发电继续延续大型化、基地化、跨区输送的路径发展,呈现出“大”的是好的属性。另一方面也相继出现了分散化、小型化、分布式发展的新形态,除小水电、接入配电网的新能源发电、综合资源利用发电和小型煤层气发电外,将大量出现分布式太阳能发电、基于天然气的分布式能源系统、智能微网、智能家庭能源系统、电动汽车以及小微型储能装置等新形态,这些新形态尽管价格相对较高、需要国家财政补贴,但与自身大型化发展相比具有比较优势,表现出“小”的是美的属性。未来“大的”数量少但规模大,“小的”数量巨大但规模小,更多是双向流动,对电力系统影响大,客观上需要智能电网来支撑大规模发展。

四是电力系统与用户、社会互动加深,新型商业模式加快出现。用户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需求逐渐显现。从电力系统到用户的传统单向流动加快转变为双向乃至多向流动,新型商业模式创新加快。

要实现电力行业安全、经济、绿色、和谐发展,客观上需要加快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能电网,通俗理解,就是把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等新型先进技术和新材料技术、新型储能技术,与现有电力系统持续全面深度融合,进行智能化升级换代,从而逐步形成全新的电力系统,实现电力行业更安全、更经济、更绿色和更和谐发展。

 

增速换挡:全社会用电

进入中速增长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步入工业化中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动全社会用电相应高速增长。尽管2008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在本世纪前10年,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保持年均增长10.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分别为23.0%、14.9%和20.2%,带动能源消费和电力消费即全社会用电量高速增长,年均增速高达8.4%和12.0%。前10年经济发展取得持续高速增长的瞩目成就,主要受益于我国巨大的人口红利、高储蓄高投资增长率和进出口贸易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的系统性稳定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伤害,一是高信贷与货币投放的膨胀加剧;二是国民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失衡日益加剧,经济、金融和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上升,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广大民众没有真正享受到更多的改革发展成果,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失衡,城乡和地区结构不平衡加剧;三是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环境恶化、灾害频发等问题。很显然,这种经济旧常态本身有着向新常态过渡的内在要求,表现出明显的经济、能源消费和电力消费难以继续维持高速增长态势,2011年三者依次增长9.3%、7.1%和12.0%,2012年依次增长7.7%、4.0%和5.6%,2013年依次增长7.7%、3.7%和7.6%。

未来经济发展速度主要取决于经济潜在增长率,实际在围绕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潜在增长率可以理解为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主要受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技术生产率三大因素和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经济再平衡等国际因素影响,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换挡”到中高速增长周期。从劳动投入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首次出现绝对下降并将延续下降态势,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从资本投入看,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因人口负担轻而能维持高储蓄率-高投资的态势难以持续,今后将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生产率看,技术进步是非常缓慢的过程,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短时间大幅提高。以互(物)联网技术与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日趋深度融合为基础,以分布式能源、大规模定制和个性化制造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或四)次工业革命,既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分布式能源发展,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又能够采用诸如3D打印技术等基于物联网的数字智能技术,企业只提供数字化模型,用户和代理商可用3D打印机通过利用各种材料和采用叠加工艺等,将产品“打印”出来,过程无需人工参与,所需原料远低于传统生产方式,能源消耗也远远低于传统方式;还能够采用工业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等,使制造业对工人的依存度大幅下降,劳动力成本也会随之大幅度降低,制造业不再与工厂、工人密不可分,使得国际分工不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即便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能向资本密集型转化,进而使新兴市场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趋于消失,不仅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空心化,而且会反过来让缺乏自主创新和创意的新兴市场制造业空心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最终影响世界各国在全球工业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和现实利益,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产业版图可能因此发生巨变,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很有可能在制造业中再度领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制造业则可能因不能顺势而为而失去优势。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世界发达经济体认识到长期“外包”政策和国内产业空心化带来的全球经济失衡的重大影响,力求“重新回归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矫正全球经济失衡。例如,美国通过调节税收政策来降低制造业的税收负担,以提高制造业吸引资本和投资能力。美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核心在高端制造,着力纳米技术、高端电池、新能源与新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推动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的集群发展,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制造业回归将促进新一轮全球供应链及国际分工体系再重组,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经济再平衡,意味着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将减弱。

电力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全国用电需求增速也相应进入“换挡期”,即从过去高速甚至两位数增长进入4%~6%的中速增长周期,更长远看还会进入中低速乃至低速增长期。“十二五”前三年,用电年均增长8.4%左右,2014年用电预计增长3.8%左右,2015年预计增长4.5%~5.5%。“十三五”用电年均增长在4%~6%间中速增长。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仍然是全国用电负荷中心,但用电增速和占全国的比重将逐步下降;西部地区经过大开发的5年培育期,2005年后用电增速开始发力,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用电增长的领头羊和火车头。从用电结构看,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电可能中高速增长,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稳步提升;第二产业用电增速回落,其中高耗能行业继续中低速增长,而新兴战略性产业用电保持中速增长。2020~2030年期间,全社会用电再次换挡到2%~4%的中低速周期,东部地区用电低速增长,而西部地区用电中速增长。全国全社会用电在2030年左右基本达到饱和,开始进入2%以下的低速增长周期。

 

结构升级:坚持节约优先,

推进电力消费革命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电力消费革命事关生产方式革命和生活方式革命,核心是坚持和有效落实节约优先,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主要发挥电价调节引导作用,建设节约文化,做到节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现存量减量化、增量高效化和节约生活化。坚持节约优先,需要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科学使用能源资源,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一是加快推进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把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的主要任务,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现代农业化同步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加快发展现代信息产业体系,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推动大中小微企业协调发展,提高度电产值或提高电能产出效益。

二是加快实施以终端节能为重点的节能优先战略。要遵循科学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经济增长对能源投入的过度依赖,限制不合理的电能消费需求,倡导理性消费、节约消费、适度消费,以更集约高效的能源利用方式实现更高的能源经济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进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三是加快实施提高电气化水平的终端能源替代战略。我国常规能源资源以煤为主,油气资源不足,油气供应对外依存度高,决定了我国油气占终端能源消的比重难以大幅度提升,以电气化水平提高和电能替代为主要方向推进终端能源替代更符合我国国情,并有利于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随着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不断增长,中东部地区大气环境面临更加严峻挑战,推进“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煤从空中来”,对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四是加快实施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绿色交通战略。积极开发、推广和使用电动汽车等绿色交通工具是现代化交通发展的方向,也是促进节能减排的客观需要和重要内容。电动汽车的发展对推动交通领域的能源消费转型、优化能源消费方式与结构、缓解能源供应压力、改善人口密集地区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五是加快制定落实节能优先的保障措施。一要完善节能、节电相关法律法规和经济激励政策,改革完善能源电力价格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引导作用;二要结合国情和结构调整要求,实事求是提高能效标准,特别是提高高耗能行业能效标准;三要全面推行能效审计监督,提高审计监督效能;四要提高节电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节能技术研发、示范和推广,在能源密集行业普及高效节能装备,力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面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电力需求侧管理等市场化节能新机制,推进节能服务产业化发展;五要实施能效标准、标识和节能产品认证制度;六要加强舆论宣传,普及节能知识,开展全民节能节电行动;七要结合新城镇建设,提高新城镇能效标准示范水平。

 

结构升级: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

着力提供用得起的安全绿色电能

 

随着绿色化转型、空间布局以及发展形态的加快调整,我国已经进入电力价格上涨长周期,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下电价承受力仍然较低存在较大反差。未来电力发展,要继续坚持立足国内、多元经济、绿色智能原则,构建电力多元化供应体系,正确处理好电力安全、绿色转型与经济社会可承受、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相对较低的电力成本安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电力有效需求。重点要规划和正确处理好非化石能源发电与化石能源发电关系,稳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有效控制发展成本,着力提供用得起的安全绿色电能,促进提升国内经济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

一是正确处理好非化石能源发电与化石能源发电关系,稳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加快绿色化转型是大势所趋,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是大势所趋。国务院已经提出2020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的能源结构调整目标,2014年11月中美共同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我国又提出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提高至20%左右。只有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发电,才能实现上述能源结构调整目标,除此之外,绝无他法。需要指出的是,非化石能源发电特别是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受投资大和发电利用小时影响,上网电价相对较高,除水电和核电外,在较长时期内,都需要国家给予财政补贴才能生存和发展,加上要满足风电和光伏发电等大规模稳定运行、需要大规模增加调峰电源或现有传统发电电源为此调峰,这些都要相应推高全社会电价水平。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越高,特别是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比重越高,对电力系统造成的总发电成本和总电网成本就越大,相应的全社会电价水平就越高,需要国家财政补贴的额度就越大。进言之,如果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比重急速提高,需要国家财政补贴额度也将急速提高,全社会电价水平也将急速攀升,将可能对国家财政补贴能力、国内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民生保障、社会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无论是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还是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都应该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补贴的可承受能力,规划中应该作电价测算和可承受能力评估,在可承受范围内稳步提高,从而促进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调整和社会发展进步。

二是正确处理好非化石能源发电内部结构品种优化配置关系,优先开发水电和安全高效发展核电,有序发展新能源发电。非化石能源发电品种较多,既包括常规发电品种的水电和核电,又包括新能源发电的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在规划中优化提出合理的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的基础上,就需要进一步优化配置各类品种,最终确定合理的非化石能源发电结构,既能实现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的电源结构目标,又能实现较好的经济性和安全性,如较低的发电成本、上网电价和全社会电价水平等,真正做到提供用得起的安全绿色电能。

在非化石能源发电品种中,水电和核电属于发电成本和上网电价相对(新能源发电)较低的品种,普遍低于风电,远低于太阳能发电。更为重要的是,水电和核电不仅具有相对较好的电能品质(如绿色低碳),还具有相对较好的电力容量品质,如100万千瓦的水电或核电能够具有90万千瓦左右的容量效用,或者说100万千瓦水电或核电可以满足90万千瓦左右持续用电负荷需要。相对而言,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同样具有较好的电能品质,但发电成本和上网电价高,需要国家财政补贴才能生存。更不容忽视的是,由于风电和光伏发电出力具有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特征,使其电力容量品质极差,如100万千瓦风电只能具有0~10万千瓦的容量效用,或者说100万千瓦风电仅能满足0~10万千瓦持续用电负荷需要(理论上讲,跨省跨区域分散布局的风电,联合运行可适当提高容量效用),光伏发电比风电的电力容量品质可能稍好些。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水电和核电的90万千瓦容量效用,还是风电的0~10万千瓦容量效用,并不十分准确,需要进行科学分析测算,但两者对比的数量级不会有根本性变化。所以,即使是未来风电和光伏发电的上网电价能够下降到与水电和核电大致相当的水平,因为两类发电的电力容量品质存在较大差距,优先发展水电和核电也理应是优化非化石能源发电结构的不二选择,即在同等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条件下,重点规划发展好水电和核